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结尾处总结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唐代历史文化的基本趋向,指出了韩愈在唐宋时期儒学更新运动中的重要地位。韩愈毕生致力于弘扬、改造儒学,他的这种努力在理论上集中体现在他的“五原”等著作中,而《原道》一文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韩愈的这篇文章在历史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晚唐的皮日休热情地赞扬韩愈:“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并请求于太学立其位配飨孔子[2 ] 。宋代早期的理学先驱石介著《尊韩》一文,极力推尊韩愈及其《原道》:“噫! 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 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 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3 ]在《读原道》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3 ] 置韩愈于孟子之上,真可谓推崇备至了。
然而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韩愈及其《原道》批评的意见逐渐多了起来。张耒的《韩愈论》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批评其《原道》“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并引用韩愈批评荀子和扬雄的话,说韩愈于儒道同样是“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4 ] 。此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朱熹也都对《原道》有所批评。程颐虽肯定《原道》“大意尽近理”,但表述却有问题,而且“《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5 ] 。朱熹的意见与程颐相近,一方面说“《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6 ] 。宋儒对于韩愈的批评还主要是学理上的,及至清末,严复为反对君主专制、宣传民主精神,著《辟韩》一文,其中对韩愈的批评便由学术转至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而且指责也严厉起来。他说韩愈的《原道》极力推尊君主,“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为所欲为之令”,而对民众“少不如是焉则诛”,这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故较孟子的“民本”思想为退步[7 ] 。解放后的韩愈研究中,诸如此类对《原道》等作品的社会学角度的批评也一度颇为流行。然而,我们对《原道》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本中体现出的学术趋向稍做考察,就可以看出,宋儒的理学固然比韩愈精微高明,但实际上却是由韩愈等人代表的儒学更新思潮发展光大而来,因而对韩愈的苛责近乎数典忘祖;而严复式的社会学批评则不免有断章取义、无的放矢之嫌。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盛衰的分水岭,经过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生民困竭,田园荒秽,河南、山东一带竟至荆榛千里,荒无人烟。尤为严重的是,安史旧部割据一隅,不申户口、不纳赋税、不接受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俨然成为唐王朝的国中之国。藩镇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时相侵扰,战事屡起。他们并且征兵修城,积极准备对抗朝廷,而朝廷增一兵、浚一城都会引起藩镇的不满和怨恨。朝廷为了抑制藩镇,不得不设立新的军镇,更加重了财政上的负担。元和元年(807) 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据其统计,当时藩镇割据地区及其相邻军镇有15 道71 州不申户口,国家赋税仰仗东南8 道49 州。“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8 ] 。强藩割据使中央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陷入了危机,成为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唐前期对儒、释、道三家有时虽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干涉,但总体上看,是容许三教并存发展的。唐初统治者尊崇道教,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认老子为李姓祖先,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末年,命两京及各州修玄元皇帝庙,后又在老君像旁塑上玄宗自己的像奉侍左右。设立崇玄馆,让馆生研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著作,馆生可以通过道举考试取得进身之资。唐代不少人,包括玄宗本人都曾为《老子》作注,有些注本如李荣的《老子注》,极力突出道教的治国之用,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愿望[9 ] 。道教靠着李姓政权的支持,一度在三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广泛的基础。武则天称帝时,为了报答佛教徒对她的舆论支持,大力倡导佛教,广度僧众。安史之乱后,代宗、宪宗等几代皇帝都佞佛,许多人为逃避赋税而遁入佛门,佛教僧众的数量急剧增加。不仅如此,唐代的佛教流派众多,其理论体系亦日趋精密,其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等所表现出的理论思维水平也已超过了儒学。南宗禅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标榜,它的迅速崛起和风靡,标志着中国佛学已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佛道两教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儒学则显得陈腐而无生气。唐初统治者曾有意提倡儒学,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以统一南北经学。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朝大一统的要求,但也形成了唐前期儒学重章句训诂、守经传注疏的习气,局限了儒学在义理方面的思考和发展。唐代的明经、进士考试都考儒家经典,但明经侧重于帖经,进士实侧重于诗赋,以至于应进士举者“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明经也只务记诵帖括,罕能通经之奥义者[10 ] 。相对于日趋精密的佛学禅思,儒学在理论思维上殊少发展,而渐趋于下风。在政权稳定的唐前期,这种欠缺还并不显得突出,及至王权衰落的唐后期,其固陋已不足于维护局面了。因而对儒学加以改造,使其重新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为强化中央集权寻求理论上的依据,成为儒学面临的急迫的时代课题。明乎此《, 原道》在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早在韩愈之前,经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在暗暗滋长了。史学家刘知几曾著《疑古》、《惑经》,指责《尚书》“求其前后,理甚相乖”[11 ] (卷十三) ,就连孔夫子在与弟子的应答中“, 颇亦互闻得失”,其所著之《春秋》,也颇有令人不解之处[11 ] (卷十四) 。然而刘知几对经典的怀疑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只是极个别的行为,因而招致了压制和批评。直到安史之乱后,人们痛定思痛,才开始对唐代前期的思想学术加以认真的反思,导致了儒学风气的逐渐转变。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摆脱传注束缚,依经驳传,以公羊家“微言大义”之说解说《春秋》,试图达到解决时代政治问题的目的。韩愈的朋友卢仝也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12 ] (卷五) 。他们虽不像刘知几那样倡言疑经,但已显然超出了传统义疏之学的范围。在这种学术风气下,再加上南宗禅风的感发,韩愈的《原道》等作便“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1 ] ,摆脱了汉唐儒学传注义疏的传统形态,针对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先秦儒家的社会伦理观为依据,自由展开议论。这对于宋儒一空依傍、自由说经的风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它一方面是受了《孟子》卒章的启发,一方面也受到了禅宗传法世系的影响[1 ] 。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晚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提出了所谓“教外别传”“, 以心印心”的传法方式,建立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传法世系。韩愈为了与佛教相对抗,便提出了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儒道的授受体系,试图以中土的“道统”压倒来自夷狄的“法统”。关于这一点,黄云眉先生曾提出异议,其依据是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在重述了这个道统的传授体系后,曾反问说:“今浮屠者,孰为而孰传之也?”[12 ] (卷二十)韩愈的道统既然是从禅宗那里模仿来的,这样的反问岂不是毫无意义了?[13 ]在我们看来,韩愈生活的时代,禅宗已经大行,韩愈对其传说世系当然会有所闻,从中受到感发也是完全可能的。韩愈对文畅的反问,着重点不在于佛教传授是否具有统绪,而在于强调佛教法统之不正,和他《原道》中批评习佛者“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其用意是完全相同的。
在韩愈的道统体系中,孟子是他承认的最后一位传人。不仅如此,在其他许多文章中,韩愈都表现了对孟子由衷的敬意。在《送王秀才序》中,他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12 ] (卷二十)《读荀》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12 ] (卷十一)《与孟尚书书》中说:“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袵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12 ] (卷十八) 诸如此类的话在韩愈文集中所在多有。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说《, 孟子》一书在唐宋时代经历了一个自子部上升到经部的“升格运动”[14 ] 。代宗宝应二年(763) ,杨绾已经请求把《论语》、《孟子》、《孝经》兼为一经, 用于科举[15 ] ;仁宗嘉祐六年(1061) ,刻印《孟子》石经;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孟子》已列入经部[16 ]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大力表彰起到了关键作用,宋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韩愈认识孟子的。那么一向被旧史家认为是性情倔强的韩愈,为何独独对孟子低首折心呢? 这一方面,固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孟子时,杨墨横流,孟子奋然以维护儒道为己任,辟邪说,难壬人,在儒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愈生活的唐代后期,佛老泛滥,严重威胁了儒学的权威,所以他亦欲效法孟子,“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因而他对于孟子有着一种深刻的认同之感。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儒学发展的动向有关。汉代儒学建立的以纲常礼教外在力量制约人们行为的伦理政治体系,至唐后期在战乱和异端思想的双重打击下,已趋于解体。所以,韩愈稍前和同时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杨绾、权德舆、陆贽等人,已开始从较重视个体内在修养的儒家经典中,寻求重构儒学政治体系的可能性,于是《孟子》、《中庸》、《大学》逐渐为人重视。《原道》中引用《大学》“修齐治平”的学说,以驳斥佛老为修养心性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的悖理,也同样表现了儒学的这种动向。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原道》中这段文字是“吾国文化史上最有关系之文字”,因为它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既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1 ] 。将外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建立在个体心性自觉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宋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严复等人从这个角度对《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17 ] (卷十七) ,寺庙广占田产财富“,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7 ] (卷一0一) ,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确实危害极大。但韩愈对佛老的批判在理论上则显得简单而粗疏,他一则以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批判佛老外天下国家于不顾,二则以儒家“尊王攘夷”的观念批评习佛者“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但他并没能就《大学》中“修齐治平”的理论加以展开,从而在汉儒体系趋于瓦解后为人们寻求到新的安身立命之处,因而很难使人心服,这是受儒学发展程度局限的结果。在义理上相对滞后的儒学,只有吸取佛教义理的精髓,才能最终超越佛学。韩愈平生以辟佛自任,但他在思想方式上已不自觉地感染到了佛学,与他同时的柳宗元、李翱等人则自觉地援佛入儒,而这项事业的最终完成也有待于宋儒的努力。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1 ] 。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18 ] 。《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8943 .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韩愈的道统思想虽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但却显示了唐代后期儒学的发展趋势,显示了儒学为适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努力。因而《, 原道》一文在儒学发展史上确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章。
参考文献:
[1 ] 陈寅恪. 论韩愈[J ] . 历史研究,1954 , (2) .
[2 ] 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A] . 皮子文薮:卷九[C] .
[3 ] 徂徕集:卷七[M] .
[4 ] 张右史文集:卷五十六[M] .
[5 ] 二程语录:卷二[M] .
[6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M] .
[7 ] 翦伯赞. 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 册[A]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 . 神州国光社,1953.
[8 ]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卷二百三十七[M] .
[9 ] 张 跃. 唐代后期儒学[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 ] 旧唐书·杨绾传:卷一一九[M] .
[11 ] 史通·外篇·疑古:卷十三[M] . 史通·外篇·惑经:卷十四[M] .
[12 ] 昌黎先生集:卷五[M] .
[13 ] 黄云眉. 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J ] . 文史哲,1955 , (8) .
[14 ] 朱维铮.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5 ] 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M] .
[16 ] 直斋书录解题·语孟类:卷三[M] .
[17 ] 旧唐书·武宗纪:卷十七上[M] .
[18 ] 蒋 凡. 韩愈原道篇新证[J ] . 学术月刊,1985 , (8) .
作者简介:薛亚康(1954 ) ,男,河南确山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