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茅盾先生在《徐志摩论》一文中,就曾指出:“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们研究。”朱自清先生也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1 ]徐志摩开始创作诗歌是因为“整十年前我吹着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2 ] 而对于他的诗歌创作,他曾说:“我的
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2 ] 徐志摩是“五四”政治大潮过后走上文坛的年轻诗人。作为诗人,他似乎大器晚成,一度赴美,转而留英,辗转几近而立之年才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诗人一生是短促的,只10 年从事创作,但诗人在短短的10 年创作历程中,诗思泉涌,收获甚丰。恰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复杂和极为动荡的10 年里,诗人竟先后结集出版了与这一历史阶段息息相关的心灵歌吟:《志摩的诗》(1922 —1925 年)《翡冷翠的一夜》(1926 - 1927)《猛虎集》(1928 - 1931) 以及大量的散文作品等。他不幸离世后,友人又为他编辑了诗集《云游》。
徐志摩说,他“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4 ]我认为,这话很可概括他自己的一生。他的诗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理想与理想幻灭后的颓废。他写诗的潜在趋向是表现他生命体验中那些最深沉的感受,使之结晶升华。他写诗时的淘洗与提炼,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种潜在趋向。社会的风云,生活的压迫都在他的诗歌中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影。或者说,他的诗歌主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随着社会风云的变化而高昂、低沉的,而他的理想也就经历了追求、幻灭和新起这一复杂过程。这个潜在趋向即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或凸显或深潜的一以贯之的他的信念的发展、变化,这也就决定了徐诗的路向与特征:他的诗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这个潜在趋向也暗含了他对诗的概念、价值与使命的理解。而不应该仅仅是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徐诗不过是些为布尔乔亚唱的赞歌或挽歌及艺术上的唯美形式的可供借鉴而已。诗歌不可能不被社会风雨所浸润,诗人的生命体验就是这些社会风雨在他生命上的投影。诗歌就是这些投影感受的升华与结晶。而社会的风云则直接决定着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理想的幻灭、新理想的将起,从而决定着诗歌的潜在趋向。
鲁迅先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根据这个道理,我们评价志摩先生的诗,决不能不顾及志摩先生其人,也不能不顾及志摩先生所处的时代。否则“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徐志摩对于西诗,有他自己独特的接受屏幕;他国学根底甚厚,曾拜梁启超为师。他是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宠儿和一定意义上的叛逆。与前妻离异之前,锦衣玉食,不谙时限;与陆小曼重组家庭,经济困窘而渐察世道民疾。美英教育浸染他,曼殊斐尔“不进政治”的劝导牵引他,形成他基本的政治态度:赤诚爱国而依违不二,追求着缥渺的爱、自由和美。在气质上,他有文人的善良、诚挚与柔弱,不图攀附青云,与陆的浪漫爱情,从遂愿到失望,又促成他对于人生的悲凉意识。
我以为根据诗人诗歌的创作活动,可以按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分为“青春期”、“迷惘期”和“惊蛰期”。
“五四”时期的中国,各种新思潮在中国传播,人们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那个时期人们普遍地追求民主和自由,个性解放,诅咒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纷纷为自己苦难的祖国寻找拯救的良药。可以说昂扬奋发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徐志摩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早就怀抱着“康桥理想”,要在中国种下,结出一个硕果来。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青春期”是以1925 年出版的《志摩的诗》为界限的。这期间的作品虽然写在“五四”落潮之后,但其作品却折射着“五四”的光华,回荡着“五四”时代的足音。处处可见诗人对黑暗冷酷社会的诅咒和不平,同时他高吟着爱的歌曲,为之欢乐、痛苦。这个诗集,诗人以积极进取、明朗健康为基调的作品还是占主要地位的。
22 年回国所见的现实使他大失所望,他要寻找自己的理想。《为要寻一颗明星》是作者追求理想的宣言。他表示,即使付出“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的代价,也要“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为要寻一个明星”。诗人要录的“明星”是“盼望一个洁白的婴儿出世”。因而在剧痛的昏瞀中,母亲“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见天使们赞美未来光明的声音。”为此,她忍受着,抵抗着,奋斗着,沉浸在“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这里虽然写的是中国母亲的盼望,其实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盼望呢? 馨香、美丽的婴儿无异就是徐志摩一刻也不宁静地追求的理想的社会。诗人曾经说过:“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只要他能替我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能启发我的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正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苏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 ———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最需要最想望的———一个重新发现的国魂。”[5 ] [3 ]从这个时候起,诗人就在“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谁知道》)的路上,开始了他“冒险———痛苦———失败———失望”[4 ] 的追求过程。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为了寻找闪亮的明星,诗人义无反顾,勇猛前进。
前冲? 啊,前冲! 冲破这黑暗的冥凶,冲破一切的恐怖、迟疑、畏葸、苦痛,/ 血淋漓的践踏过这三角棱的劲刺,/ 丛莽中伏兽的利爪、蜿蜒的虫豕! (《无题》)
虽然诗人盼望的是“馨香的婴儿”终究没降生出来,但他为之奋斗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极大地鼓舞了黑暗中奋进的斗士。
在我们寻问的青年诗人精神状态里,诗人思忖着人生道路和民族前途;他描绘灰色的人生,揭发人间的衰老、病痛,贫苦、丑陋;他关切劳苦母亲的冻饿,痛惜农夫失子的酸辛,描绘一群穷人并狗在垃圾堆中寻食污物,为尖锐的贫富对立留下镜头;他诅咒旧中国那个不安静的海,泛滥着贪心、猜忌、懦怯和肉欲..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如此深刻地影响着徐诗内容的事实与情感的激烈。在《叫化活该》一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幅现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画图。诗人不是一个世道的冷眼旁观者。徐志摩发自内心地说:“我只是个乞儿,轻拍着人道与同情闭着的大门,妄想门内或许有一念的慈悲,赐给一个方便———但我在门外站久了,门内不闻声响,门外劲乱的冷风,却反向着我褴褛的躯骸狂扑———我好冷呀! 大门内慈悲的人们呀!”[4 ]正因如此,徐志摩才会喊出“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诗人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时用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这正是他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社会、人生的渴望的坚强动力。
然而,1924 年前后的中国,战乱频频,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一片荒凉景象。直奉战争的爆发,多少无辜百姓死于战火,“白骨蔽于野”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诗人面对现实,感到恚懑和不满。他曾说:“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一直到写下《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的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了下去。”[4 ] 因而,徐志摩对社会黑暗势力的鞭笞是坚决、有力、沉重和无情的。他“蘸着胸膛的怒火”去写他的诗,他要给“那个社会以致命的一击”。在毒药中,诗人象一头暴怒的雄狮大吼:“只因我心里充满比毒药更强烈,比诅咒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要说的话是毒性的,诅咒的,燎灼的,虚无的!”“但是请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他咒骂“我们的一切准绳已经埋没..,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他痛哭:“朋友变成了寇仇。..在路旁坐着啼哭的,在街心站着的,在你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处女”;他大骂:“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押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重的灵魂里..”这篇对丑恶腐朽的檄文呈现出的一种热烈向上的激情,诗人沸腾的热血显示的力的纵横驰奔,已不是短小的抒情诗的容量所能包含的了。同期他因生活上不容于世俗议论,取道苏联到德、法、意旅游,写下的《庐山石工歌》则是体现作者情感的一件完善艺术品。诗人用石工粗犷悲凉的号子,唱出了他对劳工的深切同情,高度赞美,塑造了精神不颓废的中国人的立体声的群像。诗人就此诗的创作体验,在《致刘勉已函》中写到:“我当时听了庐山石工的叫声..。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震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天然的音族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4 ]
尽管现实是那样的黑暗丑恶,诗人仍然“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谁知道》) 地寻找那“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光明》) 。
诗人在咏叹个性解放的曲调中用他的纯真去吟唱爱情。诗人“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是一直寻找他理想的爱情,在失败时就写下了许多如怨似诉的诗篇;成功时又凑了些活泼天真、满纸愉快的新鲜句子。”[4 ]
诗人在“青春期”创作过程中经历了离婚,初恋失败,再追求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遭到了家庭的遗弃,社会的压力,种种艰难困苦在这位敏感的诗人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我们从他的言行和诗歌中可以看出来。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往往是从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开始。徐志摩也是这样。他十分赞同一个外国诗人的话:“我们靠着活命的是爱情、敬仰和希望。”(演说《秋》) 在他看来,恋爱婚姻自主是他“诗化生活”,追求“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步骤。他提出要与包办的妻子离婚。他“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认为与张幼仪离婚是“此去清风白目,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笑解烦恼结(送幼仪) 》)
离婚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感情反而好了,用普通所谓喜新厌旧是不能作解释的。这是徐志摩追求的单纯信仰,在爱情生活上的一种反映。
但他所追求的“要在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伴侣”。而这位伴侣———林微音,最后也竟不可得。徐志摩认识陆小曼后,与那颗同样的没有自由没有爱情的痛苦心灵迸发出热烈的火焰。但要结婚,阻力却很大,不仅家庭反对,就是社会上也不能谅解志摩。但他们偏要在荆棘丛中营造他们的安乐窝。
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描写了爱情生活中的多种体验:《雪花的快乐》用欢快、陶醉的调子唱出了对爱情的憧憬。《在那山道旁》透过初恋的羞怯,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如露珠的情怀,又暗示了那个破坏他们幸福的爱情,造成他们痛苦的分离的魔影。《天神似的英雄》把爱人相聚时的欢欣提高到相互鼓舞的高度。《丁当清新》同简炼的诗句写出了爱情破裂时复杂痛苦的心情。《问谁》写出了因爱人死去而痛不欲生的哀悼之情。
可是神妙的爱情却为现实所不容,因此他的一些爱情诗或隐或显对这个“容不得恋爱”的世界表示了责难:“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翡冷翠的一夜》) 象这一类的诗句很多。尤其是《苏苏》,以诚挚的深情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写一个美丽、痴情的少女苏苏被人世的“暴风雨”摧残而死,灵魂化作墓前的蔷薇,在大自然的抚爱下展枝开花,可是鲜花又被“无情的手”攀尽。这首精炼优美的16 行短诗,通过苏苏在生前死后屡遭摧残的悲惨命运,控诉了残暴凶恶的黑暗势力,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读者爱憎分明的感情。
徐志摩在1925 —1927 年即“迷惘期”的3 个年头里,他的诗臻于成熟。这是因为诗人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云的惨变。
一方面他在婚姻上很快陷入了痛苦;同时,他越来越受到中国现实的憋闷: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社会一片混乱。旧新军阀先后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了。诗人的“康桥理想”再也没有下种的可能了,他感到迷惘,他的诗歌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心态。“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4 ]
诗人这时期虽然和所爱的人结合了,也确实度过了一段充满诗意与温情的幸福生活。即使和爱人得以结合,是否就一切如意了呢?“我虽则有了你,爱,不愁在生命道上感受孤立恐慌,但天知道我还想往上攀!”爱情远不是生命的全部,爱情的满足并不能消除诗人因社会理想不能实现而产生的苦恼。因此,他向爱人呼唤:“给我勇气,我要的是力量..快来,乖乖,抱住我的思想!”(《休怪我脸沉》) 诗人热切地希望爱人能成为志同道合、互相鼓舞的伴侣。然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并不是很幸福,家庭生活的重担,社会的不理解,经济上的窘迫,尤其是陆小曼的荒唐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所有这些逐渐变成了他物质和精神上的负担,诗人百般无奈,只以这样痛苦地倾诉:“莽莽的天涯,哪里是我的家,哪里是我的家? 爱人呀,我这般的想着你,你那里可也有丝毫的牵挂?”(《海边的梦》)诗人痛苦地问:“忘却了,永远忘却了人间有一个他;让时间的灰烬,掩埋了他的心,他的爱,他的影, ———”(《新催状曲》) 当诗人得知确实不能挽回时,他的心也凉了“你再不用想说话,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你再不用向我呼唤: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
诗人一方面感受到婚姻生活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所失望而变得迷惘。他的第二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序文中说:“我如果曾经有一星星诗的本能,这几年都市生活早就把它压死了。这一年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这期间,军阀统治下的时局越来越糟。诗人理想中的“婴儿”似乎注定不会出世了。徐志摩感到旧的理想已经幻灭了,而新的理想一时又找不到,于是开始“流入怀疑颓废”,写下了较多调子低沉的诗篇。
生活的现实常常比抽象的逻辑更有力。面对着连年军阀战争的种种触目惊心的罪行,徐志摩先后写出了3 首怒斥军阀战争的诗。《太平景象》借士兵的杂活,对军阀战争做了多方面的揭露,表现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大帅》用自描手法写了“前敌将士,随死随埋,间有未死者亦被活埋”的一个场面,揭露军阀大帅对部下的残忍。《人变兽》控诉了军阀战争造成的尸横遍野,少女遭受蹂躏的惨象:“抹下西山黄昏的一片紫,也除不抹这人变兽的耻!”北方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使诗人感到苦闷,他的“康桥理想”左右碰壁,于是他在《婴儿》中所表现的那种对未来的信心逐渐动摇了。尤其是段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诗人觉得“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人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2 ] 他悲愤地把“十三龄童的热血”比作艳丽的“梅花”(《梅花争春(纪念三·一八) 》) 但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涂的”,他说:“哪一个民族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 的腔血? 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冬宫血景。只要我们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思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
诗人“理想中的革命”是那么“渺茫”,沉重的现实的打击,使他感到“这天黑得草木全变了形”(《干着急》) ,诗人对那些为军阀卖命的愚昧士兵的那种“大无畏”的送死精神只能来一个黑色讥讽:“挨着这一船一船替死来的接吻”(《俘虏颂》) 。在这样的社会中他虽迷惘,但他仍然有“一星微焰在我胸中”(《一星弱火》) ,虽然“到处是憔悴,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但诗人的魂灵“还不是一样鲜明?”
诗人“单纯信仰的成之一———美已离开了他”,“爱情,像白天里的星星,她早就回避,早没了影。天黑里它们也不得回来,半空里永远没有乌云盖。”(《秋虫》) 然而诗人始终“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以“不断肯定”为座右铭,向他憎恶的一切挑战。他想“过天太阳羞得遮了脸,月亮残缺了再不肯圆,到那天人真灭了种,我再来———打革命的钟!”
几乎所有的评论者,对徐志摩的最后两个诗集《猛虎》、《云游》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有的称之为“没落期”,客气点的叫“云游期”。但是,笔者却称为“惊蛰期”。批评《猛虎》完全流入怀疑的颓废,是过于简单化了。这期间,徐志摩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一度呈现为更复杂的情况,正是徐志摩“惊蛰期”的“黎明前的黑暗”。
诗人的惊蛰期,一方面,社会政治更加黑暗腐败,国民党加强特务统治,人民生活境况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工农武装革命蓬勃兴起。诗人也一方面感到旧理想的最终破灭,对现实发出最无情的诅咒,另一方面也感到远方革命给他所带来的新的刺痛的苏醒。时间是位不留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常常残酷地改变事物本身。27 年后的徐志摩已被现实碰得“满头血水”,自称“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人是疲乏极了的。”[4 ] 那个“比一切更永久“完全美丽”的,标志“未来的光明”的洁白肥胖的“婴儿”,始终没有出世! 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兵灾、匪患、暴政、生民涂炭,使这位“曾经有单纯信仰”的诗人丧失了“信仰的勇敢”。他看见的是“天地在昏暗里安睡,昏黑迷住了山林,昏黑催眠了海水..昏黑里泛起的伤悲”(《雁儿们》) 。安详、柔和、端丽的中国母亲,只是在产床上受罪,而且比先前更厉害、更痛苦。1928年5 月3 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当然可恶..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此时此刻,崇高理想主义与英雄浪漫主义完全碰了壁! 因此,当他重游康桥时,他写下了《再别康桥》这首缠绵凄惋的抒情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清淡的寥寥数语含蓄着作者无限的悲苦:当年在康桥形成的理想,已在中国现实的打击下逐渐破灭了。这次重访康桥,虽然受到一些鼓舞,也不过“露水润了枯芽”一般,并不能起死回生。“康桥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而他再也不愿意“带走一片云彩”了。诗人眼前出现的走投无路的局面令他惊悚,加之婚姻、家庭的苦恼,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劳累奔波,促使他从“单纯信仰”,“滑向怀疑的颓废”,这时虚无悲观代替了灼热的激情,绝望的忧愁,沮丧的哀思成为诗歌的高音调。现在诗人“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诗人现在只是以残苇自况:“卑微、卑微、卑微,风在吹无抵抗的残苇。枯槁了它的形容,心已空,音调如何吹弄?”(《卑微》)他的要求是那样的令人心酸:“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我只要一条缝”。(《阔的海》) 。
表面上, 《猛虎》和《云游》里不少的作品,呈现以冷色为基调的阴郁图景。然而,只要循着诗人这个时期创作诗歌的脉络寻去,就不难发现作者的血和泪,爱和憎。即使是荒野中的几点游萤,也显示了黑暗搏斗的不屈形象,而不管这种力量是多么的孱弱。事实上,徐志摩写下了《生活》、《拜献》、《一块晦色的路碑》、《俘虏颂》、《他眼里有你》等积极、健康,具有警醒意义的作品。
“过路人,假如你也曾在这人间不平的道上颠顿,让你此时的感愤凝成最锋利的悲悯,在你的激震的心叶上,刺出一滴,两滴的鲜血..为这遭冤的最纯洁的灵!”(《一块晦色的路碑》) 。
徐志摩在诗中继续诅咒人间的不平,深深同情蒙冤的美丽女性的灵魂。诗人的笔,蘸着怒火,也和着血泪,尽管此时诗人已经诗心奄奄了。但是他仍然要拜献“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我拜献我胸肋间的热,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拜献》) 。
徐志摩的颓废灰色情绪,在《猛虎》和《云游》里的确有严重的表现,那种对死的颂扬,对情的吟哦,反映了诗人绝望心理的无聊和颓废。但从实质上讲,毕竟还是病态社会的反映。诗人的才华,在畸形社会的压迫下被碾成了残破的“垃圾”。茅盾先生曾说:“ ..志摩的怀疑,也是社会现象,近年来的布尔乔亚学者谁不被怀疑的毒蛇咬着心呀! 只不过志摩是坦白的天真的热情的,所以肯放声大叫罢了!”[3 ]
诗人常在作品中提到:“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的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现在再看一看《生活》,这是在上海光华学校那一年(1930 年) ,徐志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丢了饭碗前后落到“枯窘的深处”的生活纪实。当然,诗人的反抗是无力的,心境是绝望的,这是因为他的“灵魂冒险”,“单纯信仰”已经濒临绝地,使他身心交瘁,而“理想中的革命”又没有实现。
无庸讳言,一个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为武器的诗人对整个黑暗社会的反抗是微弱的。早在“五卅”惨案前,徐志摩对现实黑暗已感到不安,念叨着“希望,不曾站稳,又毁”, “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消息》) 。“五卅”惨案爆发后,他的思想“仿佛遭了致命的打击”,[4 ] 事变的奇惨使他无比愤恨与悲切。当年8 月他发表了悲壮怆凉的《海韵》。诅咒社会恶势力的强大,叹惋理想的泯灭。27 年大革命前后,迷茫的诗人“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29 年《我等候你》用细腻的笔触,生动的形象,将热烈焦渴的盼望之情与颓丧痛苦失望之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的理想在黑暗的环境中虽“萎成灰,碎成片,烂成泥”。[6 ]诗人在“惊蛰期”对于爱情的歌咏因为婚姻的不幸,家庭的负累,重整旗鼓的压迫早已失去了早期的那种嘹亮热烈,甚至“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从此再不问恋爱是什么一回事”(《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等候你”而“希望在每一秒种上枯死———你在哪里?”因此“我自己的心”已是“活埋的丧钟”(《我等候你》) 。但幸运的是,诗人却“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再发现了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诗人要重新振作起来了,他在《猛虎》序文中写道:“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观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 “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诗人希望这是“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决心要“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那么,诗人要认清什么方向? 要透出一些什么声响呢?这一切,都不难在长期为人忽视的诗人遗作《云游》里找答案。
《云游》虽然弥漫着伤感的情调,但诗人对“更伟大”光明的求索还是明显的,诗人一面用“半干的墨水”描着一些“新月望到圆,圆望到缺”的残破花样;一面却倔强地要“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忘了火是能营,水能淹”(《爱的灵感》) 。他希望看到“更伟大”的光明,他听到了时代的“霹雳”。徐志摩终于警责自己:“醒罢,老睡着干什么?”(《一九三0 年春》) 他自勉:“非得留着我的清醒,用手推着黑甜乡的引诱;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领罪》) ,诗人下定了决心,要“走到那边转变,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他要走向“那颗不夜的明珠”,他说:“我爱你!”(《你去》) 在《云游》的几首小诗里。追求“更伟大”光明的思想感情已经焕发出诗人新振奋的彩泽,露出了一线亮色,有了一个明朗的开端。
这时期的诗人虽在情绪上已见一丝亮色,但徐志摩创作重心移动了,作品的社会投影模糊了些,而且他一生用心对待的爱情已远离了他,但所有这些欢乐和痛苦都在他的诗歌中得以结晶和升华。
诗人已远离我们很久了,他的时代和风云及他的生活际遇都深深地影响了他,决定他的诗歌的潜在趋向:“青春期”的对理想和爱情的热烈追求和向往;“迷惘期”在现实的打击下,理想的幻灭和爱情生活的曲折纪录;“惊蛰期”在沉重的黑暗的现实打击下的颓废和情绪上的稍见喜色,都深深地浸入了他的诗歌的魂灵,既有痛苦,又有欢乐。
参考文献:
[1 ]陆耀东. 徐志摩评传[M]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1 :诗集[M] . 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3 :散文集(甲乙) [M] . 上海:上海书店,1988
[4 ]徐志摩. 赵遐秋编. 徐志摩全集(第五卷书信. 日记集) [M] .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5 ]茅盾. 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6 ]徐志摩. 王亚民编. 诗全集(第二卷) [M] .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佘协勇(1974 - ) ,男,湖南常德人,广西师范学院中文学院2004 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中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1)
